论语丨王毅: 义和团运动蒙昧性的文化根源及其对"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作者简介
王毅，1954年生，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辑、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现已退休。
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哲学、文学、史学、民间宗教、古典园林、古典版画雕塑、“文化大革命”机理等等。近二十年来主要从事对中国专制社会晚期制度形态的研究，已经发表的一系列相关论著，内容包括对下列问题的说明：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制度、法权关系、法哲学、行政权力运行体制、制度结构的演变机理、国民政治诉求模式和社会行为模式、“权力经济形态”及其法理基础、赋税体系的运行机制及其演变方向，等等；尤其注重说明：中国传统政体与宪政政体的制度分野。
原题
义和团运动蒙昧性的文化根源
及其对"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作者：王毅
原刊《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2000年第1期、第2期连载
中国２０世纪的历史，是以１８９９年爆发并在１９００年达到高潮的义和团运动而开端的。在临近本世纪末尾的时候回顾近百年的历史，可以看到其间的许多曲折都与这开始百年历程的方式有着相当的关系。比如这场狂涛般席卷中国的运动不仅对中国当时的命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而且其看待世界的方式、运动中国民大众的行为方式和信仰方式等等基本的文化要素，又在六十年之后再度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在“文革”中爆发出来。因此，比较深入地说明义和团运动的文化性质、尤其是说明义和团运动对“文革”具有哪些具体的影响，就是我们回顾中国２０世纪历史时不应回避的课题之一。
我们知道，“文革”除了具有“横扫牛鬼蛇神”、“大树特树‘红太阳’的绝对权威”等等对内的文化目的之外，还具有与此相互联系的另外一项重要的功能，即以“打到帝、修、反”、“批判资本主义”等等为旗帜而尽力阻绝和荡除一切外来文化的影响。“文革”的这一内容不仅与其对内文化功能相互呼应、相互激化（例如几乎任何与西方文化和社会的接触，都必定要被扣上“崇洋媚外”、“海外关系”等等罪名，千百万人们因此受到怀疑监视、政治迫害乃至被置于死地，扣在他们头上的所谓“卖国主义”罪名，亦被视为“反动路线”最邪恶的内容之一），而且更对中国当时的政治、军事、外交、思想文化等等社会生活的一切重要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里仅举一个最细小的例子：西方的汉斯·米勒先生于１９３９年到达延安，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以及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并加入了中国籍和中国共产党。“文革”中的一天，他在北京的北海公园附近散步，“被一群青年盘问围攻。他们竟然质问：‘中国人有你这样的高鼻子？’最后将他送到附近的派出所。”[1]“文革”中这种最寻常的例子恰恰说明：当时中国对西方人和西方文化的敌意达到何等深入普遍的程度。在这样的国民心理基础上，人们对外来文化和现代社会的国际交往方式施以最极端的暴力就是必然的，例如“文革”对西方文化典籍、文艺作品的彻底禁绝与焚烧、红卫兵的“火烧英国代办处”[2]等著名的暴行。详述这些具体内容应由一本专门的著作来完成，而本文的目的，只是希望通过义和团运动与“文革”的比较而说明：这种对外的“扫除一切害人虫”与对内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何以具有如此密切和必然的联系，这种必然的联系又是如何深深地植根于原始文化和原始宗教的机理之上的。
一、“文革”对义和团运动的神化
以及对其精神的继承弘扬
“文革”对外文化观念的最典型范本，就是上距它仅６０年、并且同样曾经象狂滔一样席卷中国的义和团运动。“文革”对义和团运动精神的继承，其著名的例子，即是１９６７年第五期《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戚本禹的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通过批判电影《清宫秘史》和清政府对西方列强实行的卖国主义、歌颂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斗争”，而引出对卖国主义在共产党内的总代理人、“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公开批判。由此，使全国对“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其在各地代理人”的批判、揪斗、深挖等等浪潮急遽达到白热化的疯狂程度。因此，毛泽东曾极为赞赏地以戚本禹这篇文章的发表，作为标志“文革”开始深入到一个新的关键阶段的里程碑[3]。为了说明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应该先来读一下“文革”这篇重要文献中对义和团运动的竭力颂扬。在这篇文章中，戚本禹专门写有《怎样对待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一节，其中说：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对于义和团的革命群众大造帝国主义的反、大造封建主义的反的革命运动，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是歌颂还是仇视？这是检验真革命和假革命、革命和反革命的试金石。……义和团严厉禁止洋货，蔑视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把驻有外国使馆的东交民巷改名为“切洋街”，御河桥改为“断洋桥”。义和团在游行时，经常同市民齐声高呼“杀洋鬼子”的口号，使帝国主义分子听了发抖。……浩浩荡荡的革命群众，头裹红布，腰缠红带，鞋镶红边，手持大刀长矛，在大街上威风凛凛地游行。……在义和团运动中，青少年是一支最生动、最活跃的力量，他们在这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义和团反帝的革命群众运动却抱着刻骨的阶级仇恨，竭尽诽谤诬蔑之能事。影片把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行动，描写成一种野蛮的骚乱。并且尽量地丑化义和团，恶毒攻击义和团是什么“杀人放火”、“状如疯魔”的“乌合之众”，是什么专搞“邪术妖法”的“无知愚民”。……[4]
戚本禹此文对义和团的论述篇幅很长（这也说明义和团对“文革”的影响并非浅泛），我们无法更多地征引，但是仅从上面简短的引文中已经可以归纳出其中的主旨：１、义和团运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反对西方列强压迫的反抗，而更主要的是一场以“造反有理”、“革命群众运动”的方式而展开的“反帝斗争”；２、除了以武装反抗西方列强之外，义和团运动最主要的形式还有：禁绝洋货、对西方国家使馆的围攻、对西方人的诅咒（“切羊街”等等即是以西方人为羊、猪一类的畜生，并利用洋、羊等的谐音，将地名改为对他们具有诅咒性的名词，详后），潮水一样的聚众示威、“红海洋”般的狂热场面等等，所有这些群众运动的方式都是最革命和最神圣的，而决不是野蛮和骚乱；３、凡是对义和团狂热崇奉巫术文化的批评，都是出于对这场“革命群众运动”的阶级仇恨而对之的诽谤诬蔑和丑化攻击；４、对义和团运动的笃信拥护或是怀疑反对，是今天区分革命与反革命的基本界限。
一望可知，戚本禹对义和团运动的总结，完全是以当时如火如荼的“文革”为对应模式的。正因为两者在文化目的、运动方式、历史地位等方面的高度一致性，所以对义和团运动及其文化精神的赞颂，也就是弘扬“文革”精神所必须的；反过来说，正因为“文革”的许多因素早在六十年前的这场“群众造反运动”中就已具备，所以后来对义和团精神的光大，当然会极大地推动“文革”的深化。戚本禹通过对义和团运动的肯定和神化而推动“文革”升温的做法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所以在报刊上就出现了题为《义和团与红卫兵》、《“红灯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5]、《从“切洋街”到“反帝路”》[6]等等直接把义和团运动作为红卫兵运动先导而加以大力歌颂的文章。
仅从上面简略的引述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义和团运动在“文革”理论体系中的神圣意义、以及“文革”对一切批评义和团者的讨伐何等严酷。不过，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中，“文革”对义和团运动的神圣化和“古为今用”并不是无源之水，相反，它不过是长期以来一种趋向的登峰造极而已。为了比较全面地了解义和团运动给“文革”以重要影响的历史成因，我们再来看一下“五·四”思想家对义和团运动的严厉批评、以及本世纪２０年代以来对义和团运动评价的逆转。
二、“五·四”以来对义和团运动评价
的逆转及其文化导向
由于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大陆舆论界一直出于歌颂“农民战争”、“群众运动”的目的而大力普及对义和团运动的颂扬，所以中国绝大多数国民完全不知道，“五·四”思想家曾经普遍对义和团运动给以极为严厉的批评、并对其文化渊源作出过比较深入的分析，否则的话，后人一方面宣扬自己如何继承了“五·四”精神，而另一方面却又以义和团继承者自居的时候，就会立刻感到自相矛盾的尴尬。
早在义和团运动高潮中，后来被慈禧、载漪等人以“勾通洋人”（“文革”时通行的说法是“里通外国”）的罪名杀戮的“五大臣”之一袁昶就曾说：“围攻使馆，此系野蛮办法。”[7]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社会舆论更对之普遍采取了强烈批评的态度，此类文献在义和团史料中随处可见。虽然偶有出于鼓励中国人反抗列强的目的而褒扬义和团运动的说法[8]，但更多的人针对这种以为义和团弘扬了“民气”之说而指出：“……必人心固结，朝野上下，举国一致，人人爱国，人人耻为亡国奴，发愤图强，有进无退，然后可以杜彼族之觊觎，伐强敌之狡谋。外人所畏之民气盖如此。若但以邪教暴乱行为为民气，则误矣，误矣！仇洋教、烧教堂、戕教民，适足开衅召侮，贻祸国家而已，非民气也。”[9]
类似看法在有机会更多地接触世界现代文明的人们那里，则表述得更为清楚。例如胡适在美留学期间，就曾投书报刊和发表演说，批评“但论国界，不论是非”的狭隘民族主义观念[10]。他还以“‘是’与‘非’”为题，讨论了民族情结与是非界限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对列强反抗的正义性、以及后来义和团运动不可原谅的非理性：
孔子曰：“父为子隐，子为伏隐，直在其中矣。”仁人之言也。故孔子去鲁，迟迟其行曰：“去父母之国之道也。”其作《春秋》，多为鲁讳，则失之私矣。然其心可谅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然是非之心能胜爱国之心否，则另是一问题。吾国与外国开衅以来，大小若干战矣，吾每读史至鸦片之役、英法之役之类，恒谓中国直也；至庚子之役，则吾终不谓拳匪直也！[11]
又比如游学德国的蔡元培在１９１６年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12]
对义和团运动更进一步的批评，是在“五·四”前后开始的，所以“五·四”思想家在宣传学习西方科学和民主的迫切性时，几乎都是以义和团运动的蒙昧主义和狂热排外作为最典型的反面例证。例如李大钊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论文《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１９１８年７月１日）中斩钉截铁地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13]他在《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一文中进一步指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蒙昧主意和专制主义的结果：
思想本身没有丝毫危险的性质，只有愚暗与虚伪，是顶危险的东西。只有禁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前些年科学的应用刚刚传入中国，一般愚暗的人都说是异端邪教，看待那些应用科学的发明的人如同洪水猛兽一样。不晓得他们也是和我们同在一个世界上一样生存而且比我们进化的人类同胞，却说他们是“鬼子”，是“夷狄”，这种愚暗无知的结果竟造出来一场义和拳的大祸。
再如刘半农（“五·四”时期《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在１９１８年２月１９日以《新青年》记者的名义回答某人指责《新青年》“犹以青年之沦于夷狄为未足，必欲使之违禽兽不远”时，指出这种说法是要回复到“为了学习打拳，竟有那种荒谬学堂，设了托塔李天王的神位，命学生拜跪，……照此看来，恐怕再过几年，定有聘请拳匪中‘大师兄’、‘二师兄’做体育教师的学堂。”[14]“五·四”思想家类似对义和团的批评中较为人知例子，比如鲁迅多次提到“拳匪”与科学、社会进步之间的根本对立[15]。
而同时期《新青年》一派中对义和团运动的批评最为系统的，当属陈独秀。在义和团运动中，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德国强迫清政府立牌坊以为纪念，北京人遂习称此坊为“克林德碑”。１９１８年，德国在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这个国耻标志因此得以被拆毁，北京居民亦放假三天以事庆祝。在这“万种欢愉声”中，陈独秀深感“健忘的国民”没有认识到义和团运动与现代世界文明进程的相悖、以及义和团精神的的依然延绵不绝，于是在该年１１月１５日撰写了题为《克林德碑》的著名长文，并发表在《新青年》５卷５号上。在此文中，他详述了义和团运动在五个方面的文化原因，例如继承了原始文化精神的道教在中国的流行：
这是我中华国民原始思想，也就是我中华自古迄今之普遍国民思想，较之后起的儒家孔子“忠孝节”之思想入人尤深。一切阴阳，五行，吉凶，灾祥，生克，画符，念咒，……捉鬼，拿妖，降神，……种种迷信邪说，普遍社会，都是历代阴阳家方士道士造成的。义和拳就是全社会种种迷信种种邪说的结晶，所以彼等开口便称奉了玉皇大帝敕命来灭洋人也。[16]
陈独秀指出义和团运动兴起另一直接的原因，是清政府中的守旧派要与义和团携手而彻底剿灭主张变法维新的新党：
最近第五原因，乃是那仇视新学妄自尊大之守旧党。庚子事变，虽是西太后和载漪因为废立的事仇视各国公使，然还是少数，当时政府中人，因为新旧之争，主张纵匪仇洋者，实居十之八九，……这班人不知西洋文明为何物，守着历代相传保存国粹妄自尊大的旧思想，……他们眼里，以为各国夷人不懂中国圣贤的纲常礼教，都是禽兽；至于附和而且主张效法那禽兽的中国人，不更可杀吗？所以他们戊戌年将一班附和禽兽的新党杀尽赶尽，还不痛快；到了庚子年，有了保存国粹三教合一的义和拳出来，要杀尽禽兽，他这班理学名臣,自然十分痛快，以为根本解决了。[17]
陈独秀还用许多篇幅列举事例，说明直到眼前，义和团的思想不仅没有绝迹，反而依然盛行，甚至为知识界所鼓吹。例如著名的天津南开学校的一位系主任宣扬“曾国藩是蟒蛇精转胎”（王毅注：这立刻让我们联想到四、五十年后的“反胡风”、“反右”、“文革”中，成千上万受过现代教育的人依然遵此习惯，把“胡风分子”、“右派”、“地富反坏”、“走资派”视为“毒蛇”和“牛鬼蛇神”）。最后，陈独秀郑重地提醒世人：
照上列的事实看起来，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
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18]
可见，陈独秀是把国民能否认识义和团的文化渊源及其与现代文明发展方向的根本冲突，作为最直接关系中国命运的重大问题而提出讨论的。可悲的是，他上面的话非但不是危言耸听，而且当“文革”对义和团精神的继承和弘扬使之不幸而言中时，这新“国耻”的惨虐程度，是陈独秀这位预言者当年都万万料想不到的。
中国思想界对义和团运动态度的逆转发生在１９２４年，其主要标志在于：昔日《新青年》一派的代表人物们或者完全改变、或者依然坚持“五·四”时期他们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由此使他们之间的分歧完全公开。此年９月３日，陈独秀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第８１期上刊出了他的《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在这篇文章中，他不仅持着与自己六年前《克林德碑》一文完全相反的观点而大力赞扬义和团运动，而且用激烈的语言坚决反对思想界对义和团蒙昧主义的批评：
义和团，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重要事件，其重要不减于辛亥革命，然而一般人……对他怀着两个错误的观念。第一个错误观念：憎恶义和团是野蛮排外。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排外，他们看不见义和团排外所以发生之原因鸦片战争以来全中国所受外国军队、外交官、教士之欺压的血腥与怨气！……他们指责义和团号召扶清灭洋及依托神权是顽固迷信，他们忘了今日中国仍旧是宗法道德、封建政治及神权这三样东方的精神文化支配着！义和团诚然不免顽固迷信而且野蛮，然而全世界（中国当然也在其内）都还在顽固野蛮的状态中，何能独责义和团，更何能独责含有民族反抗运动意义的义和团！……义和团的野蛮，义和团的顽固与迷信，义和团的恐怖空气，我都亲身经验过；我读八十年来中国的外交史、商业史，我终于不能否认义和团事件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悲壮的序幕。[19]
“五·四”营垒分化以后，陈独秀在当时政治斗争和他作为共产党领导人的形势下，完全改变他在“五·四”时期对义和团的态度，这并不奇怪，真正应该注意的是他此文中特有的逻辑：第一，他说长期以来人们所以对义和团持批评的态度，是因为批评者只看见义和团排外而看不见列强对中国的压迫，而这种指责显然不符合基本的事实，例如本文上述包括陈独秀自己在内的严厉批评义和团运动的“五·四”思想家们，就都同时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压迫者[20]。而陈独秀牺牲这一基本事实的结果，就是造成一种绝对的逻辑：反对义和团就是无视帝国主义的罪恶（在“文革”中，这一逻辑顺理成章地进一步变为：反对义和团式的盲目狂热排外，就是卖国主义）；反过来说，因为有帝国主义的压迫，所以即使是“野蛮排外”、“顽固迷信”的义和团也仍然是正义之师、仍然永远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反抗列强压迫的“序幕”（在“文革”中，这一逻辑也顺理成章地进一步变为：因为依然有国际压迫，所以义和团式的“大造帝、修、反及其在国内代理人的反”，就是唯一神圣的行为方式）。第二，尽管陈独秀在此文中依然毫不含糊地承认义和团运动的“迷信”、“野蛮”、“恐怖”，但是他认为：只要是为了反对万恶的敌人，这一切就都是无可指责的。这种典型的宗教工具主义，立即让我们联想到中国传统政治操作系统中的“神道设教”，联想到“文革”中毛泽东、林彪等人“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的方针、和在此基础上必然的对迷信狂潮的首肯和鼓荡。１９２４年１２月，陈独秀再次撰文褒扬义和团运动：
“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这四件事，都是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开始表现他的社会势力以前，小资产阶级之重要的国民运动，……义和团之蔑视（不平等）条约，排斥外力外货及基督教，义和团之排斥二毛子三毛子帝国主义之走狗，都无可非难；义和团之信托神力，义和团之排斥一切科学与西洋文化，自然是他的缺点，然这些本来是一般落后的农业社会之缺点，我们不能拿这些特别非难义和团。[21]
不难看出：陈独秀为了突出目前赞扬义和团的立场，不仅已经完全无视自己曾在《克林德碑》一文中的分析，甚至牺牲了起码的逻辑——例如他在此文的前面说义和团是小资产阶级之国民运动，而在后面却又将其归为传统农业社会的产物。另外，与陈独秀对义和团运动态度的改变大致一致的，是李大钊在１９２５年“五·卅事件”之后发表的《大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中，虽然依旧批评义和团“对于事情，不能观察，起一种仇洋的观念，……所奉为唯一武器之孙悟空、关羽等神”，但叙述的重点已经放在“义和团本以民族革命运动，即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北方后，……中国人愤恨之结果，造成一呼即应之义和团。”[22]
与上述一百八十度转向相反的，是周作人、胡适等人仍然坚持《新青年》一派在“五·四”时期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并且用陈独秀过去在《克林德碑》中的立场提醒和批评已经转变了态度的陈独秀等人。１９２４年以后，昔日《新青年》一派代表人物中对义和团运动评论最多的，当属周作人。这除了与“五·四”时期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亲友关注义和团不约而同的原因之外，还因为周作人在学术上对中外宗教史、民众信仰、民间风俗等等方面具有相当深厚的造诣，因此他始终极为重视义和团这一民众宗教运动的文化意义及其对中国命运的影响，例如他在１９２４年４月写到：
林（琴南）在这寥寥十五页里记了好些义和拳的轶事，颇能写出他们的愚蠢与凶残来。……林先生的思想虽旧，在这一点上却很明白，他知道拳匪的两样坏处，所以他写的虽然简略，却能抉出这次国民运动的真相来了。
以上是两个月前所写，到了现在，又找了出来，想续写下去，时势却已大变，再要批评拳匪似乎不免有点不稳便，因为他们的义民的称号不久将由国民给他恢复了。本来在现今的世界排外不能算是什么恶德，……所以排外也自有正当的方法，……至如拳匪那样，想借符咒的力量灭尽洋人，一方面对于本国人大加残杀，终是匪的行为，够不上排外的资格。记心不好的中国人忘了他们残民以逞的事情，只同情于“扶清灭洋”的旗号，于是把他们的名誉逐渐提高，不久恐要在太平天国之上。……对于异己者加以许多“洋奴洋狗”的称号，痛加骂詈，即是搜杀二毛子的老法子；他的结果是于“夷人”并无重大的损害，只落得一场骚乱，使这奄奄一息的中国的元气更加损伤。……愚蠢与凶残之一时的横行乃是最酷烈的果报，其贻害于后世者比敌国的任何惩创尤为重大。我之反对拳匪以此，赞成六年前陈独秀先生的反对拆毁克林德碑与林琴南先生的《碧血录》里的意见者亦以此，现在陈林二先生的态度，不知有无变化，我则还是如此。[23]
比周作人对陈独秀的改变立场这委婉批评更为直接的，是胡适与陈独秀之间私下和公开的争论。１９２４年９月１２日，即陈独秀发表《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九天之后，胡适在《晨报副镌》上发表了题为《〈努力〉的问题》的文章，其中说：
今日政治方面需要一个独立正直的舆论机关，那是不消说的了。即从思想方面看来，一边是复古的混沌思想，一边是颂扬拳匪的混沌思想，都有彻底批评的必要，近日拳匪的鬼运亨通，六年前作《克林德碑》那篇痛骂拳匪的大文的作者，现在也大出力颂扬拳匪了！[24]
胡、陈之间的争论在１９２５年由于当时形势而更为激烈。此年１１月，中、英、日、美等国举行会谈，讨论中国的关税自主问题。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和群众情绪高涨，连日集会示威。１１月２９日，有人在北京的集会上指责《晨报》不支持当时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之激进政策，所以是“舆论之贼”。于是以学生为首的示威者将《晨报》馆烧毁。而针对陈独秀认为北京群众围攻和放火烧毁《晨报》报馆的行为是理所应当，胡适表示了截然相反的看法：
独秀兄：
前几天我们谈到北京群众烧毁《晨报》馆的事，我对你表示了我的意见，你问我说：“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
五六天来，这一句话常常来往于我脑中。我们做了十几年的朋友，同做过不少的事，……但最大的不同莫过于这一点了。……
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领袖，对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这是使我很诧怪的态度。
你我不是曾共同发表一个“争自由”的宣言吗（王毅注：指１９２０年８月１日，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蒋梦麟、陶孟和等人共同发起的《争自由宣言》，该《宣言》共六条，内容是要求北洋政府废止专制法令，保障人民享有言论、集会结社、书信秘密等的自由）？那天北京的群众不是宣言“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吗？《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睛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我也知道你们主张一阶级专政的人已不信仰自由这个字了。……但我要你知道，这一点在我要算一个根本的信仰。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你说是吗？
随后，胡适回忆了“五·四运动”那一年（１９１９），陈独秀被警察厅拘捕后，联名营救他出狱的人当中，还有两位著名的桐城派古文家（陈独秀、胡适等人在五·四时代是主张白话，反对古文的“文学革命”领袖）。接着，胡适在怀旧的同时说了一段非常动情的话：
我记得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候，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我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
但这几年以来，却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25]
当后来我们大家都经历了、参与了“文化大革命”中，“自命争自由的民众”在“政党的负责领袖”的鼓励下，使“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使社会变得“更残忍更惨酷”之后，再来重读当年这两位老朋友披肝沥胆的争论，真是令人浩叹不已。
特别有必要提及的是：陈独秀在他晚年（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宣传抗日、反对投降的文章中，再一次改变了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他不仅基本回到了自己在“五·四”时期《克林德碑》一文中的立场[26]，而且这样设计着中国在现代世界格局中的位置以及实现的道路：
（中国）努力于自己的政治民主化和民族工业之进展，以增高在（国际）集团圈内之地位，……不应幻想关起门来，在一个国家以一个民族的力量，能够排除帝国主义的势力，……我们应该尽力反抗帝国主义危及我们民族生存的侵略，而不应该拒绝它的文化。拒绝外来文化的保守倾向，每每使自己民族的文化由停滞而走向衰落。中国文化诚然有它的优点，惟如果渲染过当，便会……俯视一切，形成偏畸的发展，……继续义和拳符咒能够抵挡枪炮的思想，企图用标语、口号、歌咏来抵挡飞机、大炮、坦克车，这便是中国文化畸形发展之末路。[27]
即使是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刻，中国的光明出路依然在于克服义和团精神，宣传这一观点的文章陈独秀在同期还写过许多，只是此时，他这些经过炼狱之后才得出的结论已经不足以引起人们普遍的注意了。
总之，当《新青年》分化之际，抛弃或者依然坚持“五·四”时期对义和团及其行为方式的评价，是此时陈独秀等人与固守自由派立场的胡适等人的重要冲突点之一。造成此冲突异常尖锐的原因，除了信仰上的不同以外，更与当时国内国际、民族党派间矛盾的复杂激烈直接相关。以后，随着国际形势的恶化和国内各种矛盾的激化，自由派思想家被夹在矛盾的中间而很难有稳定的空间和持久的影响力。因此，从二十年代起对义和团运动渐渐给予越来越高的评价，并且在１９４９年以后直到“文革”，把这种评价推至极端并普及到亿万人思想里，就是必然的。比如范文澜１９４５年在延安撰写、１９５４年修订再版的《中国近代史》中的定义：“义和团是以落后的宗教迷信为形式，以反对帝国主义为内容的群众运动。”[28]影响更为巨大的例子，比如毛泽东在１９５８年以中国历代“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为人民公社的范本时，就非常明确地旌扬了“清末义和拳运动”[29]，并把自己的这份长篇批语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印发，作为全党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指导纲领。而在权威史学家的权威性论述中，非但连二十年代陈独秀、李大钊尚且保留的对义和团蒙昧主义有限的批评都看不到了，而且这种蒙昧性甚至合理而光荣地成了“革命的武器”，例如史学界领导人物翦伯赞（他在５０年代以后，长期担任“中国史学会”秘书长等职务）的曲意论述：
许多资料记载着义和团的诸神。……义和团之所以把这些已死的人物或者根本就不存在的人物安置在自己的祭坛上当作神灵来崇拜，当然是宗教迷信；但必须指出，在这种宗教迷信的背后，却隐藏着现实的革命狂热。因为他们之所以唤起这些已死的人物或者根本就不存在的人物作为神来崇拜是希望把这些神的力量引渡到自己身上，使自己更有力量来击败他们穷凶极恶的敌人，使他们在战斗中造成奇迹。……他们在神的面前庄严地虔诚地宣誓，表示他们对革命的忠诚和胜利的确信，……表示他们和洋人战斗到底的决心。……
义和团在反对外国侵略者洋人的斗争中表现为一种偏狭的排外和仇视教会，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些人也正是直接压迫他们的一些披着羊皮的豺狼，因而他们把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集中地表现在反对教会的斗争中，是合乎逻辑的。……[30]
极具悲剧意义的是：翦伯赞这位为了迎合圣意而如此不遗余力地带头歌颂义和团之“宗教迷信背后隐藏着现实的革命狂热”的史学家，后来也与无数受难者一样，恰恰是在“文革”这场与义和团运动极为相似的“革命狂热”剿灭下含冤自杀的。
三、义和团运动对原始氏族自我中心主义与
文化壁垒机制的放大和强化，以及这种
原始文化精神在“文革”时的复兴
我们知道，义和团运动与抗日战争是中国在２０世纪经历的两次反抗侵略的战争，两者之间虽然仅隔３０多年，但是它们的方式、结局、战时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等等文化特质都有着天壤之别。那么，为什么本世纪初中国人的反侵略采取了义和团运动的方式？这种方式的文化特质又是什么？显然，我们对义和团运动何以会对“文革”产生巨大影响的说明，只能从解答这两个问题开始。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西方列强压迫的反抗是天经地义的，正如西方政治学家所说：“一切民族都是应该拥有一种不受侵犯的权利”，而自卫“是战争的唯一正当理由。”[31]但是义和团运动对侵略所采取的反抗方式，却与后来的抗日战争完全不同。从本文关注的角度来说，义和团运动最主要的文化特质有二：一是在对近代以来世界巨大变化一无所知的前提下，站在发源于氏族时代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与文化壁垒机制的立场上，看待当时的中外关系和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侵入；二是由前述文化观念、世界观念所决定，义和团运动所采取的行为方式必然具有强烈的原始宗教性质，并由此伴生诸如执迷的宗教崇拜、狂热的社会文化环境、对异端者的极端仇视、对巫术等非理性方法的普遍虔信等等宗教文化现象。而在这样的文化基础上，义和团运动的命运以及它给中国带来的命运不仅在当时是最具悲剧性的，而且当它在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中埋下的遗绪得以在“文革”的环境中重新急遽膨胀时，它再次导致的，也仍然只能是巨大的民族惨剧。在本节和下节中，我们将对义和团运动的上述两大特质加以叙述。
１８４０年以来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是近代以来西方社会进入工业资本化时代的结果。因此，对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和世界格局的正确认识，也就是中国反侵略战争取得胜利的基本前提。按理说，希望马上就要进入２０世纪的中国国民初步具备这样的认识并非苛求，因为至义和团运动爆发的１８９９年，上距鸦片战争、以及林则徐主持翻译《四洲志》（译自１９世纪３０年代后期在美国出版的英国学者慕瑞[Hugh Murray]所著《世界地理大全》Cyclopaedia of Geography）已经过去六十年，距魏源刊刻他的百卷巨著《海国图志》（内容为介绍世界地理及世界各国政治、军事、文化情况）也已五十多年；但实际上这时义和团运动的参加者们对西方的认识是什么样的呢？简而言之，这种认识非但丝毫不具备现代观念的性质，相反，他们反倒是从非常原始的文化观念出发，将西方文化和一切西方人统统视为由野兽蛇蝎幻化而成的魔鬼，并认为这些万恶的牛鬼蛇神是用种种妖术邪法破坏了大清国固有的安宁和神圣的宇宙秩序。显然，这种对西方文化的认识甚至比康熙开放海禁以后，那种把欧洲人视为不奉天朝正朔、奸宄莫测的“红毛番”[32]的观念都大大倒退了。
可是此时在国民中极广泛地流行的，正是这种极为落后的观念，它甚至成为了狂热地催动义和团运动“反洋、杀洋”的理念基础。例如早在咸丰年间就开始在各地流行的“反洋教揭帖”对英国的描述：
有如逆夷英咭利者，僻处海澨，其主或女而或男，其种半人而畜，山书所谓“倮虫”，汉译所谓“鯷人”者也。……为虺弗摧，为蛇奈何（王毅注：“山书”即《山海经》；“虺”即毒蛇）！[33]
类似的判定我们随后还将举出许多，现在需要首先提出的问题是：这种把一切西方人和西方文化视为毒蛇怪畜和牛鬼蛇神的文化观念是从何而来的？义和团运动又何以必然要以这种文化观念作为自己的思维基础？
人类学告诉我们，人类后世文化中的许多因素都与原始文化有着直接的联系，与此相类似，我们现在讨论的这种文化观不仅也是从原始文化中发源的，而且尤其重要的是：正如后来的“扫除全世界一切害人虫”在“文革”中承担着极为重要的文化功能一样，以异族敌族为牛鬼蛇神的对外文化观念，也是原始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众所周知，在原始时代，氏族内部通过对本族图腾的崇拜而结成一体、与氏族之间通过对异图腾的排斥和敌视而建立对异族的文化壁垒，是当时文化中相互支撑的两项最主要内容。从内部文化结构来说，本族成员在同一图腾庇护下的一体化，与由此而形成自足、自治的社会形态，构成了氏族文化的核心，所以摩尔根把“亲属的团结”作为氏族三大特征之首[34]，他又说：氏族观念“相信有一位共同的始祖，这位始祖或是神，或是英雄，……氏族成员却把它视为神圣的而深信不疑；并且以此作为他们之间相互结合的一条重要的纽带”[35]；因而“每一个氏族、每一个胞族、每一个部落，都是一个组织完备的自治团体。”[36]由于全氏族的亲和是他们共同始祖和图腾之神性的具体体现，所以这个文化体系所注定的就是：“人的个体性被氏族性所掩盖了。”[37]
与上述对内机制相辅相成的，是氏族文化的对外机制，其特质在于：随时强调本氏族图腾的独特、神秘和至高无上，并由此建立起对一切异氏族和异图腾的本能抗御机制，否则就无“氏族”可言了。这就是古人反复强调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38]；“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39]如果做进一步的详细分析，则可以清楚地看到，氏族社会的上述文化机制更具体地表现为下列一些重要的原则，并且长期在以后的社会形态中，或显或隐地顽强保留和发挥着其原始的功能：
第一，认为天地之间唯有本氏族的图腾和庇护神才是最为伟大、创造万物和无比神圣的，而对于异族和异神则竭力仇视。
在原始文化中，图腾、祖先神、大救星等等原始宗教所崇拜的神秘而崇高的力量，其基本功能在于对子民的赐生、对宇宙万物和宇宙秩序的创造。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神化只被赋予本氏族的图腾及其创造的一切。例如印第安人关于“宇宙起源”的神话中说：“起初，这里有许多印第安人，因为上帝首先创造了他们。然后，上帝创造了一个法国人和一个牧师。很久以后，上帝创造了波士顿人和乔治王人。又过了一段时间，上帝创造了黑人和一个长尾巴的中国人（译注：指后来移居美国的留长辫子的中国人）。他是个无足轻重的人，……这些人都是新人，只有印第安人才算是古代人。”[40]再如卡犹斯族印第安人认为：原来“世界上所有的火种”都藏在他们部族附近的一座神山里，只是因为自己部族的创世英雄偷出了火种，世界上才有了光明和温暖[41]。一些印第安人甚至认为鸟羽等本族信奉的灵物是“世界上顶伟大的东西”[42]。
在中国古代，这唯有对本氏族图腾和神明才加以竭力神化和无限崇拜的原则亦有许多典型的例子，最有名的比如：商代人原本认为只有自己是天帝的子孙；而及至商、周战争之际，周人为了压倒这个神话，就遵循这一传统模式而强调只有自己的祖先神才是天帝的嫡亲子孙，而且天帝为了将这一消息告诉世人，特意命令传达其神意的凤凰把家从商朝祖先神的神社，搬到了周人祖先神的神社之上[43]。所以按照这种神圣的宗教原则，宇宙之间虽有天地之大和千国万族之众，但其中却只有本氏族的祖先神的神王才是神圣天意的体现者，才有资格成为天地与人世间的联系者[44]；只有本氏族的神王，才能代表神圣的天意、并作为举世万邦的“大救星”而去布置世间万物的法度秩序[45]。人类学家曾详细说明原始文化的这一原则：
原始民族对于“我群”（we-group）与“他群”（others-group）的分别很明，……我群内的相互关系是和平、秩序、法律、政治等；对于他群……常是战争与劫掠。在群内的感情是忠诚、牺牲，对群外则为仇恨与欺侮；对内为友爱，对外则好战。……这种感情并为宗教所赞成，我群的祖先的鬼也和他群祖先的鬼为仇敌而喜欢子孙们仇外，且加以冥佑。这两种标准不相反对，因为对外的仇恨更能促成对内的和平，对内的友爱更能增对外的横暴。
由于上述心理遂发生“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这便是……只爱我群而排斥他群。……抬高我群的神灵，对于他群则加以轻蔑。……各民族常有称己族为“人”，其意以为只有己族方是人，各族的神话常自述其为真正或唯一的人种。自述己族为神的后裔。[46]
可见在原始时代，“仇外”不仅是美德，而且更是氏族及其图腾的基本文化功能。
第二，图腾的神性是与氏族的生存空间相契合的，因此这种神性从本源上就必然伴生着文化空间上的对外壁垒机制。
摩尔根说：“氏族成了宗教发展的天然核心和宗教仪式的发祥地。”[47]这就是说，只有在本氏族的空间范围之内，图腾才能得到神性的源泉；反之，对图腾的“无限崇拜”，也同时就是对本氏族空间界限的强化。即如卡西尔所说：
这种神圣观念到处都与总的空间观和独特空间界线联系在一起。某种神话-宗教情感与空间“界限”的事实联系着。人们对界限的崇拜和对它神圣性的敬畏几乎在所有地方都以近似的手法表现出来。……每项有神话意义的内容……都形成自身的存在圈，一个被固定界线同其周围事物分割开的禁闭区域，而只有在这个分割中，它才获得一种独特的宗教形式。[48]
由此可见，文化上的封闭是神圣图腾的天然和根本属性。更有学者指出：“人与地理环境的早期关系似乎有一种神秘和迷信质，土地、树木、植物、动物、河流、湖泊都被看作是可以与之保持人际关系的超自然力量。通过祭祀可以得到这种关系，违背禁忌就失去它们。从某种程度上讲，领土也被人格化、主体化了而不是被看作一种外在的东西、一种客体。”[49] 在以往的社会中，图腾的这种“禁闭区域”性总是直接体现在许多具体的宗教制度中。例如古代的祭祀神明、占卜神意的宗教仪式不能在本国以外的地方举行[50]；国家礼制中也规定：“诸侯在其地则祭之，亡其地则不祭”[51]；而且，连祭祀神明的祭器也不能被带出境外[52]。由此可知，除了征服异族并彻底摧毁其神明之外，图腾的神性不能在本氏族以外的空间中生存。
“禁闭区域”的另一重要原则是：要绝对禁止外族人对本氏族图腾可能的触犯。所以中国和世界上许许多多氏族部落都有一项共同的禁忌：祭祀图腾的仪式决不允许异族人参加，在举行祭祀的时期，村寨要用设置路障标志等等办法严格禁止外族人入村[53]。某些氏族更是“在充满嫉妒气氛的彼此隔绝的状态中举行仪式”，外人“如看到仪式的举行将被处死。”[54]
第三，由于图腾的神性是通过亿万种随处皆在渠道渗透到氏族内受其庇护的万事万物之中，所以每一氏族都不仅如摩尔根所说“是一个组织完备的自治团体”，而且尤其重要的是：这种氏族内的文化完备性及其具体的组织形态，都直接体现着本图腾至上的神性。著名人类学家杜尔凯姆在研究了图腾制度之后精辟地指出：“氏族神，即图腾崇拜的基础，并非其他什么，正是氏族本身”[55]。列维－布留尔则更详细地论述了图腾的神性是怎样无所不在地渗透到本氏族的每一寸土地和每一细微事物之中，从而使所有这一切都因其自身所体现的共同神性而结为一体的：
每个（氏族）社会集体都感到自己与它们占据的或者将要迁去的那个地域的一部分神秘地联系着；……土地和社会集体之间存在着互渗关系，等于是一种神秘的所有权，……在这个确定的地域中，具有自己特殊的地貌和地形，自己特有的山岩、树木、泉水、沙丘等等的每个地方，又是与居留在那里的或者向人们显现处的各种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存在物神秘地联系着，与在那里等待着转生的个人的魂神秘地联系着。[56]
所以，任何氏族外人员的到来和外来文化因素的输入，都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入侵；而且更可能因为其必然触犯这个神圣的、高度一体化的“神秘的所有权”而导致宗教意义上的巨大威胁和灾难：
在这个空间、因果关系、时间全都与我们大不相同的闭塞的世界中，社会的成员们感到自己是与其他一个或一群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存在物联系着的。……这土地在神秘意义上“属于”这个集体。神秘的关系把这个集体的活的与死的成员、与居住在这块土地上、允许该集体在这块土地上生活、无疑不能容忍其它集体来到这块土地上的形形色色的神秘力量联系起来。……人类所居住的土地也是这个集体本身：它不能在其他任何地方居住，而其他任何集体假如想要占据这块土地并在它们上面定居下来，它就会遭到最严重的危险。[57]
与这种神圣的对外文化壁垒相一致的，是任何外来文化对本氏族固有文化的改变，都是对上述神秘的一体化和所有权的极大侵害，都是对本氏族图腾禁忌性的最严重的触犯：
（物品）形状中改变了哪怕是最微小的细部，这些（神圣）属性就不为人所控制了。看起来最微不足道的革新也会招来威胁，它能解放敌对的力量，招来革新者本人和那些与他有关的人的毁灭。[58]
对于原始人来说，甚至连一条小路也不允许有丝毫的改变，原因是：
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厌恶违反习惯的改变。……他们害怕由于废弃旧路和改用新路而引起不测可能是悲惨的后果，象世界上的一切东西一样，小路也有自己的神秘属性。[59]
因而在这种原始观念看来，任何最细微不过的外来文化因素的传入，都必然因触犯图腾无所不在的神圣性而导致的全族的巨大灾难、甚至使宇宙固有的神圣秩序遭致混乱和倾覆：
天主教传教士们（在刚果）登陆以后，那里缺雨，庄稼开始受旱。居民们硬要把旱灾归咎于传教士，特别是他们的长袍，……发亮的胶皮雨衣、奇怪的帽子、安乐椅、什么没见过的工具，都能引起土人们忧虑重重的猜疑。……长袍、三烟囱的轮船、雨衣、升着旗帜的桅杆等等的神秘能力，总之，任何不平常的东西，难道不能引起什么后果吗？[60]
而我国的纳西族东巴教的《祭天歌》中也明确地说：“承接不了先祖的古规，就不能与天界保持联系。”[61]由中外这些例子可见，在原始文化体系中，人们对任何外来文化因素的排斥与拒绝，都决不仅仅是一种局部的、权宜的或者个人功利的选择，而是维系整个神秘属性、宇宙模式和文化形态之延续生存的根本要求；是使神圣的图腾及其文化秩序，免于永远沦入悲惨世界末日（用“文革”流行的话说，是“千百万人头落地”、“红色的江山改变颜色”）的根本保证。
第四，与本氏族相异的图腾和相异的文化，往往就是引发巨大灾祸和制造阴谋毒害的牛鬼蛇神和害人虫。
原始人把本氏族的图腾视为创造一切幸福的“大救星”，同时又认为世界的构成和运行是善神与恶魔二元对立的结果，而这种观念与上述氏族自我中心主义及对外壁垒机制相结合的结果，就必然是以异族、异教为毒魔恶鬼。世界众多部族的原始先民都曾普遍信奉这一重要准则，因此直到现在我们仍然能看到它的许多遗迹。例如“澳大利亚库尔奈部落把本部落的亡灵视为善灵，敌对部落的亡灵则是恶鬼，西伯利亚埃文克人认为本氏族的保护灵侵入敌对氏族领域，便会引起敌对氏族瘟疫流行。”[62]又如“当美拉尼亚人头一次看见白种人，他们把白种人当成鬼”[63]。西方文化中更典型的例子，则是中世纪基督教曾把一切异端视为是万恶之源的魔鬼，将原来的民间神祇视为撒旦等牛鬼蛇神。例如“圣·奥古斯丁认为：‘基督徒所患的一切疾病都是这些恶魔引起的’，……在神甫们的著作中，‘恶魔’就是指异教神，神甫们认为基督教的发展触怒了他们。”[64]而这些被世人极端仇视的魔鬼，原本只是异族所崇奉的神祇。
同其世界他民族一样，我国原始文化亦视异族为鬼，例如：
萨满教中的祖先崇拜，有某种排它性，即只承认一部一族一姓的父系祖先鬼魂是其神灵或称氏族的保护灵，而对外族外部外姓的祖先亡魂不予崇拜，更认为没有庇护子孙的作用，甚至视为鬼惑而予以驱灾避邪。[65]
其他许多民族亦皆以异族为邪鬼，甚至认为己族与他族之间的冲突就是这些邪恶的鬼灵挑起的[66]。
以异族为邪恶鬼怪的原始宗教观念又是与前述文化和地理上的“禁闭区域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上古时人们认为：自己文化圈以外的四面八方，必定都是一片无际的黑暗和万劫不复的水深火热，甚至遍布无数凶恶噬人的毒蛇猛兽和让人毛骨悚然的害人虫。两千年前的文学名篇《楚辞·招魂》对这种文化观念有极其详尽生动的描写，除了文字略有些古奥之外，这篇文献中所描述的可怖景像——自己家园之外一切一切地方，都遍布极为狰狞可怖的豺狼魔鬼和害人虫[67]——其实也是一切经过“文革”（那时没日没夜地宣传“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人民无比幸福”；“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最熟知不过的。
在文化发展史中，上述原始观念并没有因为中国文明的开化而早早隐退，相反，它长久地影响着后世人们对异族、异域文化的认识，并且与华夏文化的中心主义、以及“天朝”观念结合在一起，成为国民传统世界观念的主干。例如人们本能地把本民族文化圈以外的地方称为鬼域，《诗经》就说：“覃及鬼方。”汉代人毛苌解释说：“鬼方，远方也。”[68]更具体的说法，比如人们把华夏地区视为文明的神圣本源，而把其外的地方视为“怪物”的渊薮：
中土多圣人，和气所交也；绝域多怪物，异气所产也。[69]
而这类遥远的鬼域，也正是各种各样专门向“中土”散布灾难（按照后来“文革”的说法是：欲使人民失去圣明的庇护而“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的牛鬼蛇神之大本营。例如《吕氏春秋》中记载的传说：雁门之北的人们不知道尊立君主，所以他们也就全都生活得象“麋鹿禽兽”一样，甚至不停地相互残杀，而那里也正是有名的恶神“饕餮、穷奇之地”[70]。汉代民间流行的观念更直接了当：
有鬼之物，常在四边之外，时往来中国，与人杂则，凶恶之类也！[71]
这些外来的渗透和侵害既然如此可怕凶恶，所以对于有幸生活在圣人恩庇之下的“中土”居民来说，驱逐这些外来的魔鬼当然就是他们生存的保障。例如尧就曾把饕餮、穷奇等四大凶神“迁于四裔”[72]；再如拓跋氏说自己民族居身北方的原因是由于尧帝曾命令其祖先把旱魔驱逐到极北之地[73]；又如历代相袭的驱鬼大傩仪式，也是为了将凶恶的瘟神赶出本族文化的“禁闭区域”[74]。隋文帝亦曾诏令将“畜鬼、蛊毒、厌魅、野道之家，投于四裔。”[75]直到今天，某些民族的祭祀仪式，也是为了把一些恶鬼的“鬼魂远遣于野外偏僻处”、“将鬼魂远遣于深海中”[76]。
与上述观念相呼应，人们还认为“中土”以外的民族在本性上就具有野兽一样凶恶卑贱的禀赋，例如汉字中许多异族的名字都要加上犬旁、虫旁[77]；再如管仲的名言：“戎狄豺狼，不可厌也”[78]；唐代名相房玄龄也说：“彼高丽者，边夷贱类……古来以鱼鳖畜之……兽穷则抟。”[79]又如明太祖朱元璋的诏令：“西番人性多不怀德”[80]。在这样久远而普遍的对外文化观念支配下，人们就往往年复一年地把各种外来文化的传入中国，视为妖祟百出的万恶之源。其典型例子，比如中古时代的许多儒臣，就都曾经以神圣的华夏文化为本位而对外来的佛教施以旨在揭露其牛鬼蛇神本性的“大批判”：
礼以教世，法导将来，……安有弃堂堂之政，而从鬼教乎！……佛非天非地，……其道幽隐，名之曰鬼。[81]
……事胡妖鬼，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由是政教不行，礼义大坏，鬼道炽盛，……天罚亟行，生民死尽，五服之内，鞠为丘墟，千里萧条，不见人迹，皆由于此。[82]
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主庸臣佞，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灾也。……而为厌魅，迷惑百姓者乎！[83]
这类批判最突出的和不约而同的特征有二：一是认为外来文化的传入不仅直接导致了一切社会规范的破坏和无穷无尽的灾难，而且更主要的是破坏了神圣的宇宙秩序（“以乱天常”），并引起了神意的震怒（“天罚”）；二是将佛教这种外来文化直接了当地判定为邪恶的厌魅之术和鬼教妖法。显而易见，这种对外文化观念的得以形成，完全是因为它继承了我们前述原始图腾制度中的原则；而具有那样古老神性的文化壁垒机制在几千年后不仅完整地流传了下来，并且成了无数国民和许许多多政治家、思想家的“集体无意识”，这当然会对以后中国人的世界观念和文化观念产生重大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代华夏民族的对外关系，一般总是由与异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以及与之的冲突对抗这样两个方面构成的。在前一方面占主导的时期，从氏族时代继承的文化自我中心主义与壁垒机制就要大为弱化、甚至几乎完全隐没；而与此进步相一致，此时人们对本民族宗教的崇奉和对异教的仇恨也就相对弱化得多。但是在后一方面占主导地位的时期，情况则相反：这时人们的文化心理就集中在对本族神祇尽可能强烈的“无限信仰，无限崇拜”、以原教旨主义的态度对其纯洁性的极端珍视、对异教的极端仇恨等等“图腾情结”之上。其例子比如我们在先秦典籍中经常可以见到的宗教制度：每当与异族、异国的冲突加剧时，人们就要频繁祭祀自己民族的神明，以求其对己方更充分的庇护和对敌方更严酷的惩罚[84]。而这种以强化“图腾情结”为基本内容的自卫机制在以后一直被沿袭了下来，故此历代民族战争时，交战者都要在常规祭祀之外增加祭神的次数和规模[85]。由此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在尊崇原始神性的时代，人们宗教迷狂的强烈程度，一定是与对异族、异教、异国文化的敌视程度成正比的。
以上我们叙述了氏族文化的自我中心主义和壁垒机制的具体内容、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中的长期延续。明白了这些情况之后，我们就可以对义和团运动的文化性质、以及继承其精神传统的“文革”之“打到帝、修、反”有比较真切的了解。因为按照我们上面已经说明的文化机制和逻辑，就不难知道：当外族的压迫和西方文化的涌入在近代国际环境中变得空前猛烈、而中国文化在进入现代理性社会以前只能沿袭上古以来传统形态的情况下，中国文化就唯有按照上述旧有的文化机制对列强和西方文化作出自卫反应。使我们的说明特别便利的是，由于义和团运动是在中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矛盾空前激化的情况下爆发的，所以它必然最大限度地激活本土文化中固有的一切抗御机制，从而使其文化特质最充分、最猛烈地表现出来。于是，我们对义和团运动文化性质的认识，就远比在千年古史中为其寻根溯源更直接明了得多。
归结起来，义和团运动对西方列强和西方文化性质的全部认识不外以下三点：１、他们是来自蛮荒之地的野兽和魔鬼；２、他们是在用各种无比凶恶诡诈、阴险狠毒的妖术邪法蛊害圣朝的人民；３、西方人的侵入、以及铁路、电线、洋书、教堂等一切洋物的传入，不仅造成了无数直接的灾难，而且更破坏了“中土”神圣的宇宙秩序，从而导致天怨人怒。于是普天诸神蜂拥下界，并降灵于义和团以剿灭诛绝一切洋鬼洋物。下面依次来看。
义和团（包括作为义和团运动准备时期的绝大多数国民对西方的认识）对西方恶鬼和妖术的讨伐，一直追溯到了明代末年传教士来华时输入的西方文化：
……迨明季，西人利玛窦、王丰肃、阳马诺、庞迪我等，先后混入中国，以善作奇技淫巧，兼之推测天文，又有妖术烧炼金银，人多惑之。[86]
自古中国最称盛，教宗圣贤道至正。异端邪说屏最深，到底行事顺天心。惟有西洋绝人理，妖物耶稣把教起。……宋元间有匪徒入，暗把妖神等寺立。……利玛窦与王丰肃，先后中国来插足。会作巧艺讲天文，又有妖术炼金银。……[87]
亦有将西方的妖邪比附于中国传统的异端：“夫法夷洋人者，今之寇仇，古之杨、墨是也。而圣主仁皇帝之圣语中所谓当除异端者也。”[88]而更多的口诛笔伐，则是“彻底揭露”（借用“文革”流行语）西洋人的魔鬼面目和毒蛇本性：
耶稣猪精，西洋之主。流传臭教，……猪羊不祀祖宗，素来不依圣贤规矩。……其贪如狼，其暴如虎。其淫如狐，其诡如鼠。遍告世人：谨守门户；……孝悌忠信，坚牢肺腑。……莫吃迷药（王毅注：指西药），吃则中蛊。有敢拜猪，齐团惩处。亡八孩儿，莫准入谱（王毅注：指族谱）。逐出海外，去变臊羖。[89]
圣谕上说得有：自古三教流传，儒宗之外厥为仙、释。……可见世上只有三教是正，再未有第四教了。……自从鬼子来我中国，他就在各省大城大镇起些鬼堂，名叫天猪教堂，……他那拜的鬼头名叫耶稣太子。上面画一鬼像，……其实中国神圣到处降出乩笔，刻传乩书，明明白白说出耶稣是猪精投胎，在生极奸极恶极淫邪，……阎王恨极，把他魂魄囚在黑暗地狱……[90]
与无数这类诅咒相辅而行的，是国人基于本土宗教的集体无意识而判定“鬼教”施行的是各种各样最邪恶、最残忍、最无耻的妖术，例如上文提到的吃西药则“中蛊”，又如：
入天主堂，不问男女，主教必先为沐浴，曰净体，盖借此行其奸污。……其银必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洋人睛罔效，故彼国人死，无取睛事，独中国人入教则有之。……能咒水飞符，摄生人魂与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妇女发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树上，咒之，摄其魂为耳报神，……甚或割女子子宫、小儿肾子，及以术取小儿脑髓心肝，……[91]
类似的“愤怒声讨和揭露”（借用“文革”流行语）在义和团文献中几乎随处可见。及至义和团运动达到高潮之际，团民们相信“鬼教”用以抗御自己神术的种种“邪法”就更加骇人听闻，例如北京的义和团解释自己久攻教堂而不克的原因：
或问团民：“……西什库教堂虽大，现有团民十万之众，何以一月有余尚未打破耶？”团民云：“此处与别处教堂不同，堂内墙壁，具用人皮粘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人赤身露体，手持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教堂）。又兼教堂有老鬼子在内，专用邪术伤人，固难取胜，反多受伤。”[92]
西什库法国教堂，义和拳及虎神营兵日日围攻，……义和拳挟煤油、柴草，从外诵咒以焚其室，迄不能然（燃）。……谓：“教士以女血涂其屋瓦，并取女血盛以盎，埋之地下，作镇物，故咒不能灵。”[93]
鬼子在交民巷、西什库，将赤体妇人钉在楼上，或将妇人皮钉之，所以枪炮不能过火。竟有将孕妇开膛，小儿头至腹外者，惨毒极矣！[94]
在义和团眼里，致使此类种种邪法妖孽横生泛滥的洋人洋教，不仅是有史以来最为邪恶的牛鬼蛇神，而且他们更破坏了中国固有的神圣宇宙秩序，例如人们把１９００年北方大旱的原因归之于“洋鬼”和铁路、电线等“洋物”对天地的触犯：
兹因天主耶稣教，欺神灭天，忘却人伦，怒恼天地，收住之雨，降下八百万神兵，扫平洋人，才有下雨之欺（期）。[95]
……男无伦，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王毅注：“子母”即是“鬼子母”，原为佛教神名，民间泛指害人的恶魔）产；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天无雨，地焦旱，全是教堂止住天。……仙出府，神下山，附着人体把拳传。兵法艺，都学全，要平鬼子不费难。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统靖江山。[96]
义和团团民在半夜看见一位天神突然降临到他们面前，……（说）：“我非别人，乃玉皇大帝现身临凡。……混乱扰攘皆由洋鬼子招来，彼等在各地传教、立电杆、造铁路，不信圣人之教，亵渎天神，其罪擢发难数。……因此，我才率领天神天仙下降凡间。凡义和团所在之地，都有天神暗中保护。……消灭洋鬼子之日，便是风调雨顺之时。[97]
由此我们应该澄清的一个重要的命题是：长期以来，中国大陆学术界总是习惯地把义和团运动称之为“反帝爱国运动”，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了上述原始文化以来一脉相承的氏族自我中心主义与文化壁垒机制、及其在义和团运动中的重新爆发，那么这一通行的定义就值得商榷，因为我们可以把义和团运动称为“反侵略”或“爱国运动”，然而却不能因此就将其称为“反帝”。很显然，义和团民众对西方列强的文化、地理、宗教，以及导致工业资本向世界扩张的文化原因等等不仅是一片茫然[98]，而且更只能用原始文化和原始宗教的观念对之加以理解，在这样的文化基础上，他们是根本不可能有“帝国主义”这个现代政治概念的。相反，在他们看来，列强和西方文化、工业文明的侵入，不过是自古以来异族和异图腾之降灾致害空前猛烈的重演而已。因此，本节开头提到的以洋人为《山海经》中的怪兽和毒蛇、以及上面列举的义和团把上古以来人们赋予牛鬼蛇神的一切文化特质统统加在“洋鬼”头上，并把剿灭这些恶鬼和破除其魔法、恢复“天朝”固有的神圣宇宙秩序作为自己的基本目的，也就是必然的了。
义和团式的对世界格局的认识，在６０年后的“文革”中再一次成为中国人看待外部世界的基本方法。尽管毕竟由于现代科学的影响，人们表面上已不再相信要由玉皇大帝、关帝圣君等等普天诸神降灵附体以驱灭“洋鬼”，但是义和团世界观念的核心——视一切外来文化因素为破坏现世幸福和宇宙秩序的魔鬼，而只有在战无不胜的神明的率领下群起而攻之才能将其扫除——却重新在“文革”中膨胀开来，并且按照其固有的原始文化逻辑导致了狂热的群众运动、“红海洋”的社会文化氛围、强烈的宗教崇拜、对一切异端残酷野蛮的“横扫”等等必然伴生的社会文化运行方式（详见本文第四节）。
从1950年代末期开始，毛泽东就判定“世界上的妖魔鬼怪还多得很”，同时将其与国内的“牛鬼蛇神”视为相互呼应的一丘之貉、并赋予他们“穷凶极恶，面目狰狞”、“形容妖冶，狐媚惑人”等等最狡诈凶恶的本性，并且根据这一基本判断而亲自酝酿、制定了日益明确的“打鬼战略”，直至使之在“文革”登峰造极[99]。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对外来魔鬼的认识已经成为当时中国社会中的基本政治文化观念，所以人们往往随时随地都在对之加以运用和弘扬，例如毛泽东著名的《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其全文是以这样的警句结尾的：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么，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统统都会被消灭。[100]
··所以从1960年代初到“文革”，无数标语、文章、报刊、广播所宣传的，就是这“一切魔鬼”的无比恶毒的本性、以及我们终将“消灭”他们的伟大理想[101]。在这种类似氏族文化“禁闭区域”的环境之中，民众对于世界的认识就只能是义和团式的。例如一位作者回忆了“文革”前，在她童年心目中西方人的鬼怪模样和资本主义世界的阴森可怕，以及这个“魔鬼”的世界是如何通过诸如一件粉红色的塑料雨衣等无数东西幻化成的糖衣炮弹（王毅注：“糖衣炮弹”是1960年代至“文革”期间是最流行的政治语汇之一），而意在使神圣的中国发生“和平演变”。接着她写到：
我心目中的外国人形象也很可怕。所有中国人都是黑头发黑眼珠，而西方人有不同颜色的头发、眼珠，看上去很奇怪。我脑子里的西方人形象或多或少是官方宣传的写照：乱蓬蓬的红头发、颜色怪异的眼珠、又高又长的鼻子，走起路来跌跌撞撞像喝醉了酒，不停地往嘴里倒可口可乐，大腿以一种极不雅观的姿态扭著，还老是怪腔怪调地说：“哈罗！哈罗！”我不知道“哈罗”是什么意思，以为是骂人的话。当男孩子玩“打游击”游戏（类似“牛仔打印第安人”）时，敌方一定在鼻子上黏上玫瑰花刺，代表西方人的高鼻子，嘴里还要不停地说：“哈罗！哈罗！”[102]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作者的父亲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又身为主管意识形态的四川省委宣传部长。出身于这样家庭的人自幼对西方的认识尚且如此，以文盲、半文盲为主的大多数中国国民的情况就可想而知。在这种极其普遍的国民意识基础上，本章前面提到的北京红卫兵们视一切“大鼻子”的外国人为必须送进公安局的敌族异类、以及他们的“火烧英国代办处”、禁绝一切西方文化的物品、没日没夜狂热地热衷于“打到帝修反”、“解放全人类”等等行为的发生，也就都是必然的。在下一节中我们还将看到，不仅与“文革”的这一切极为类似的行为方式早在６０年前的义和团运动中就曾爆发流行，而且尤其重要的是：在作为狂热行为之心理基础的民众文化观念和潜意识中的宗教观念这更深的层面，义和团运动与“文革”之间更有着高度的契合。
四、原始文化中的行为方式和原始宗教心理
在义和团运动中的全面爆发流行
及其在“文革”时的重演
上节介绍了义和团运动用以认识世界格局的文化观念及其与“文革”的一致性。按照人类学家阐明的文化结构整体性的规律，我们可以知道：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不仅与文化体系的内在本质有着必然的联系，而且同样与这一体系诸多方面的特点和特定的运行方式之间，有着必然和相互强化的联系。特别是在中国本土文化在近代受到空前猛烈外来冲击的情况下，他动员和凝聚自己体内一切文化和宗教的力量，以冀抗御西方的压迫就是必然的。例如青年时代的康有为就曾强调的中国巫术文化的天经地义、特别他强调这种宗教文化与中国文化体系的高度统一性是出于先验的、无可置疑的神圣理由：
中国五帝三王之教，父子夫妇君臣兄弟朋友之伦，粟米蔬果鱼肉之食，诗书礼乐之学，士农工商之民，鬼神巫祝之俗，盖天理之自然也，非人道之至也；顺人性而教之也，非学而为之也。[103]
显然，这种神圣而统一的内部联系，即发源于原始文化“禁闭区域”内一切因素不可触犯的“神秘属性”。这种文化特质在义和团运动的无数“反洋教揭帖”中得到了更为淋漓尽致的阐扬：
我们三教中人或读尧舜各位圣人的经书，或读太上老君的经书，或读释迦观音菩萨的经书，受圣贤仙佛的莫大之恩。想想这鬼叫敢来伤坏我中国几千年的正教，你说可恨不可恨哩。就是不读书一字不识的人，决无一日不受天地日月星辰覆载照临之恩的，决无一个不受文昌帝君关圣帝君灶神财神一切大小神明保佑之恩的，决无一个不受皇上祖宗父母教养之恩的。想想这鬼叫敢伤坏天地日月星辰一切大小神明，以及各人自己的祖宗父母，……又想谋我中国江山，……你说可恨不可恨？想人人良心不昧，再无一个不想灭尽这天猪鬼叫的呦！[104]
“一切大小神明”皆被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以“灭尽天猪鬼叫”，这种通俗表述的文化意蕴实际上是：文化体系中原本一切具有神圣属性的因素都将被最充分地激活、最强烈地表现出它所具有的神性表征和运行方式，以期捍卫“禁闭区域”的神圣性和抗御西方文化的侵入。因为本文不是专门研究义和团运动的著述，所以我们只能简要地从这许多被激活的神性行为方式中选择出最主要的、也恰恰是与“文革”行为方式最为一致的几方面加以叙述，它们是：１、对一切异族和外来文化因素（以及其影响下本土文化的变革）之绝对敌视；２、全社会无限崇拜具有横扫魔鬼之伟力的神明和各种神圣方法；３、狂热的群众运动方式，以及这种狂热的社会文化和宗教文化氛围与人们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之间的相互塑造。４、在神圣的名义下，对各种异端的狂热搜觅与残酷屠戮。下面依次来看。
上节指出：任何外来异质文化因素的来临都是对氏族固有文化体系及其所体现的图腾之神性的巨大伤害；因此，外来文化的影响越大，对氏族本土文化自卫机制的激活也就越强烈。反过来说，氏族本土文化也决不把任何外来文化因素视为寻常的东西，而是一律视为具有邪恶魔力的鬼物。我们看到，正是上述文化观念，驱使义和团意欲剿灭一切“洋鬼”和一切外来之物、而根本无法看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压迫与近代以来世界文明进步的错综关系，所以借用“文革”时的流行语来说，这种对外的拒斥是名副其实的“横扫”：
焚烧八面槽、双旗杆等处教堂、施医院、讲经堂。各处喧言：“西洋人进京四十年，气运已尽，天意该绝，故天遣诸神下界，借附团民之体，烧尽洋楼使馆，灭尽洋人教民，以兴清朝。”……又哄传各家不准存留洋货，无论巨细，一样砸抛；如有违抗存留，一经搜出，将房烧毁，将人杀毙，与二毛子一样治罪。[105]
自教堂教产烧毕后，所有城内外凡沾“洋”字各铺所储洋货，尽行毁坏，或令贫民掠取一空。……又传言杀尽教民后，将读洋书之学生一律除去。于是学生仓皇失措，所有藏洋书之家，悉将书付之一炬。[106]
拳众讳言“洋”，谓洋灯为亮灯，洋布为宽细布。凡教民皆目为直眼。……时京师已尚舶来物，拳众搜得之，即目为直眼。以是官邸商廛悉索洋货毁之，玻屑磁片触处皆是。乃至官译署者（王毅注：“译署”即是清朝设立的翻译各国典籍文件的机构“同文馆”），不敢张其门封。……（一知县）谋回津挈眷，舟行至新安遇（拳）匪，搜出西籍，指为“直眼”，竟杀之。……拳众谓学堂肄业者为二毛子，经人指出，往往罹害。……又掠丰泰照像馆，……谓摄像必以人眼，缚其主者刑迫之，务令指出藏睛处。[107]
教堂则无论天主耶稣，悉付一炬；洋人则无论英美德日，悉赐一刀。……以电报铁路等，与洋人声气相通，亦毁之。呼华人之识洋人、用洋物者曰“二毛子”（二毛子，黑龙江土语，羊一岁谓之库尔布子，二岁谓之二毛子，见《黑龙江外纪》。拳匪之谓信耶教或办洋务之人，曰二毛子，语盖本此，羊、洋同音也），其他三毛四毛等则以其所业者为等差，甚至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惟见洋钱则色喜，不复害之矣。[108]
义和拳谓铁路电线皆洋人所藉以祸中国，遂焚铁路、毁电线，凡家藏洋书洋图皆号二毛子，捕得必杀之。[109]
义和团的志愿是反对洋人、洋教、洋货、洋职员、洋生产工具，凡带洋字的一概反对。……就连衣服上的板扣子都拆下来换上旧式的。声势之大，前所未有。[110]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一概反对”是在以一切洋物为妖孽的文化观念基础上产生的，例如上面引文中提到的义和团以为照相是必先挖取人眼的妖术，又如义和团必欲焚毁清朝负责外交事物的“总理各国事物衙门”和负责翻译西方书籍的“同文馆”的理由是：“观署中妖气极盛，闻同文馆洋书极多，均须烧毁。倘有通洋语者，即系奸细，须立时杀却。”[111]因此，它也就具有典型的宗教禁忌特征，即对禁忌原则的任何轻微触犯，都是对本族图腾神圣性的极大伤害和对邪恶鬼灵之魔力的释放，故而都必须受到最严酷的惩罚。
与上述对一切西方文化的横扫相一致的，是义和团及其支持者对变法维新事业的极端仇视，所以他们“谓洋人为大毛，教民为二毛，康党为三毛”[112]；称曾经主张变法的光绪皇帝为“鬼子徒弟”，并“群呼‘杀鬼子徒弟！’”[113]而那些极端仇视维新党人的守旧派官僚，亦如同以前庆祝慈禧对戊戌变法的残酷镇压一样，热烈庆祝义和团的杀外国使馆人员而起事：
湘抚俞廉三中丞素恶新党，闻戊戌秋六人被祸时，中丞大喜，即传春台班演剧三日。今夏闻日本驻京书记生彬山彬被害之信，亦传春台班演剧二十日。[114]
义和团运动中这种对输入西方文化的清算，甚至一直追溯到林则徐魏源等人“师夷之长技”的主张、以及后来的洋务运动。例如一位士大夫在上书中竭力旌扬义和团法术之神、对洋人百战百胜之后，又声讨“魑魅”一般的洋务派和现代工业文明的引入：
魏源以刺夷情、识夷事、师夷长技著书，天下承其谬者数十年，误事甚大。究之刺夷事、识夷情，则多增一买办之材；成就一买办，则增多一汉奸。……夫既决然绝交，则此种败类（王毅注：指李鸿章、盛宣怀等洋务派领袖），应须一扫而空，俾光天化日之下，无复魑魅之潜形，此所以整齐一世之人也。既廓清腥秽，则电杆、铁路、商务、矿物，一切可以引致洋人之端，皆当禁而止之，此所以整齐天下事也。[115]
义和团运动的上述文化观念、行为方式在“文革”中再次充分表现出来，这不仅仅体现在红卫兵重又爆发出对一切“资、修黑货”、一切西方物品的刻骨仇恨和狂暴扫荡，以及“文革”中对所谓“洋奴哲学”、“买办道路”、“大、洋、古”、“卖国主义政治路线”等等无止无休的残酷讨伐，更重要的是：“文革”所有这些行为的深层文化动因亦如原始时代和义和团运动一样，是把“禁闭区域”之外的任何事物的引入视为必然蕴涵着无限蛊毒和阴谋的“妖风”、视为注定要动摇整个神圣文化体系的滔天大罪。因此，也就必须一如原始禁忌和义和团施行的“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原则，对一切触犯者施以最严酷的惩罚，而决没有一时一刻“放松警惕”或略加宽贷的可能。其典型的例子比如江青等人在１９７３、１９７４年，针对当时中国工业部门引进极少量西方生产设备的意向而将其视为十恶不赦的卖国行为和“路线斗争”的重大动向（即著名的“蜗牛事件”、“风庆轮事件”），并借此在整个国家政治中掀起了轩然大波[116]。显然，这种全面、绝对和极具神圣性的排外主义，其文化性质早已远远超出了理性社会中民族矛盾和文化差异的范围，而具有氏族时代特有的那种对异族无比强烈的禁忌性，即如梁启超在评论义和团运动时对其的追根溯源：“我中国以排外闻于天下也久矣。杀洋人，毁教堂，攻使馆，戕公使。……野蛮人之排外也，……视之如贼。外人之来我国也，必将深闭固拒，则外人之文化智识，必不能资其益而取其长。……故夫野蛮之世，则排外之心最热，而排外之例最严，家族部落时代，无不仇待外人。”[117]
第二，义和团运动与“文革”在“无限崇拜”神明、笃信各种“横扫牛鬼蛇神”之神圣方法（即巫术方法）上的一致性。
我们已经指出，对于处于“禁闭区域”中的氏族文化体系来说，外来文化的势能越强，则它对本土文化中作为自卫本能的文化壁垒机制之刺激也就越猛烈。而这种自卫反应中的最根本方面，就是最大限度地激活和膨胀本族神明的神性，以期更有效地保护其子民和更有效地横扫一切外来的牛鬼蛇神。这一机制在古代的通例，比如我们在上节中提到的每当对外战争之际，氏族或国家都要极频繁地恭祭自己的庇护神。
人们对本土宗教热情的强烈程度与外族冲击的强度及人们对异族的仇视程度成正比。氏族时代的这一重要的文化原则在义和团运动中，因为列强侵略的空前残酷和西方文化空前猛烈地涌入而最强烈地表现了出来。当时清朝政府中最坚定地支持义和团的大学士徐桐当被问及“然则中堂能保拳民之必胜乎”时，他回答了一句简明扼要的话：
拳民，神也；夷人，鬼也。以神击鬼，何勿胜之有！[118]
可见，人们认为至上的神性是义和团对“洋鬼”战无不胜的根本保证。为了抗御空前强大的牛鬼蛇神，义和团运动对本土文化中的神性进行了最广泛的发掘和最大限度的膨胀、普及，比如下面这些为人熟知的例子：
义和拳称神拳，以降神召众，号令皆神语。……其神则唐僧、悟空、八戒、沙僧、黄飞虎、黄三太。庚子四五月间，（天）津民传习殆遍，有《关帝降坛文》、《观音托梦词》、《济颠醉后示》，皆言灭洋人。忽传玉帝敕，命关帝为先锋，灌口二郎神为合后，增财督粮：赵子龙、马孟起、黄汉升、尉迟敬德、秦叔宝、杨继业、李存孝、常遇春、胡大海，皆来会师。[119]
……俄而拳众蜂拥至，人数约在三四千以外，前行者八人，自称八仙，……甲曰：“吾乃汉钟离大仙是也”，乙继声曰：“吾乃张果老大仙是也。”……拐仙并摇兀作跛势，仙姑则扭捏为妇人态，……（某拳民）突挺身起立，颐颏颤动，两手飞舞作势，……作语曰：“吾吾乃关圣。”此语一出，座中咸战栗失色，堂上堂下，悉匍匐伏地，叩头如捣蒜，口中齐声高呼：“请大圣回驾。”……（某拳民）剪成洋铁一片，朱书一“佛”字，缝之首帕。[120]
义和团建立组织，叫做“安炉”。安炉时，先由大师兄口授戒条，教给“降神”的咒语，……炉房里供奉：“天地三界十方万灵”、“协天大帝”、“真武大帝”等神牌，终日香烟缭绕，……门前挂着“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大旗。[121]
总之，义和团遍请的普天诸神除了佛道两教、众多的传统民间神祇之外，甚至还包括了项羽、赵云、黄天霸、穆桂英、孙悟空、猪八戒等等无数小说、戏剧编撰的历史和神话人物。由于这种普遍的狂热崇拜，致使当时“香蜡铺生意比太平之时胜强百倍。大街小巷无分贵贱，每夜无不向东南方烧香，京城香料几为卖尽”[122]；“居民信匪者甚众，称其种种神奇，日夜焚香敬拜，市中香货为之一空。”[123]大量有关记述充斥于几乎所有义和团的原始文献之中，从中可以最清楚地看到民众对这无数神明的虔信达到了何等如痴如狂的地步。
义和团运动对本土宗教的动员程度和范围，比历代造反运动中类似的动员要广泛强烈得多，这种情况除了再一次说明中国民间信仰中隐伏着巨大的、随时可供激活和膨胀成席卷全社会狂潮的宗教资源，而且尤其证明：人们对图腾和庇护神的崇奉程度，必然是与他们受到“魔鬼”的压迫程度和他们横扫牛鬼蛇神的热望程度成正比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无限崇拜”的狂潮之中，原本相当程度上以“不语怪、力、乱、神”为圭臬的士大夫阶层，亦几乎完全为其所左右：
义和团既遍京师，朝贵崇奉者十之七八，大学士徐桐、尚书崇绮等信仰尤笃。……御史徐道焜奏曰：“洪均老祖已命五龙守大沽，夷船当尽没。御史陈嘉言，自云得关壮缪（王毅注：即关帝）帛书，言夷当自灭。[124]
闻以澜公将夜间玉皇降世一事，陈进于太后之前；适公爷与民团设坛之时，玉皇出显神团一事，颇蒙嘉奖，老佛甚喜之。言以垂拱元年，经玉皇降世一次，实系吉祥之兆，中国大有得胜之望。[125]
当是时，上书言神怪者以百数，王公邸弟，百司廨署，皆令拳匪设坛，厚其供亿，谓之保护。”[126]
这种情况也立刻使人联想起五、六十年之后，成千上万不同程度受过现代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与亿万国民一起投入无限崇拜“红太阳”和“群众运动”时的笃诚和热情。
“文革”时期，曾经在义和团运动的掀起过滔天宗教狂潮的文化机制，再一次最充分地展示了它无比巨大的“魔力”。从表面上看，１９４９年以后，人们对包括民间宗教在内的几乎一切宗教文化实施了极为彻底的扫荡，然而一个民族在几千年中日积月累、从未间断的宗教传统（尤其是心理传统），是不可能在短短十几年间、在广大社会基本保留着传统生产方式的情况下被清除掉的。所以，“文革”时“扫除一切害人虫”、“打到帝、修、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等对魔鬼的讨伐既然是以历史上空前猛烈程度而爆发的，那么它对至上的、“战无不胜”的神性之狂热渴求程度，也必然是历史上空前的。与义和团运动的佞神狂潮所不同的仅仅是：由于关帝、玉帝、真武、八仙等等传统宗教的无数表层载体在１９４９年以后的不复存在，所以社会文化体系中重新被急遽激活的宗教需求和崇拜热情，就只有通过当时唯一的信仰渠道才能够得到满足，这就是“万物生长靠太阳”[127]。“文革”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所以会以古今宗教史上空前猛烈的程度爆发出来（较之义和团运动时的“市中香货为之一空”更为变本加厉的是，“文革”时无数可以用来制造圣像和“红海洋”的材料几乎统统为之一空），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近代以来中国本土文化在列强和西方文化压迫下郁积的上述宗教需求，既极少机会为现代文明所改造消解，又在１９４９年以后被强力束缚在一个比中国传统的多神崇拜远为狭蹙的渠道之中。
与上述崇神狂潮相一致的是：人们出于对牛鬼蛇神“战无不胜”的宗教热望，而对一切具有神性的巫术方法狂热崇奉。前文提到的将西方人诅咒为猪、羊，并且用残酷的语汇模拟对之的杀戮仅是其中一法：
武卫军人人佩符，盖以神道事之。……其法上体后刀剑不入，是乃南方巫师之数。……而神其数者遂谓枪炮不伤，又谓能咒禁枪炮。……初起时即遍贴揭帖，定五月廿三日将西什库、交民巷洋人杀尽，廿四大雨，天下太平；一再展期。或改东交民巷为切洋鸡鸣街，玉（御）河桥为断洋桥；名号越出越多……[128]
洋人谓之鬼，洋钱谓之鬼钞，洋炮谓之鬼铳，……铁路轨道谓之铁蜈蚣，……改“洋”字为“●”，其意盖谓水火交攻也；改“清”字为“●”，其意盖谓扶清也。[129]
当时流行的诸如此类诅咒、厌胜等巫术方法数不胜数。而１９４９年以后，政治舆论在不得不对之加以极有限的批评时，仍然把叙述的重点，放在旌扬这些行为方式所体现的“爱国主义”上：
团民都是纯洁的工农子弟，……宣称：“妇女若诚心修道，就可以成仙升天，过海杀洋人。”又说：“天山神仙洞开了，神仙满天飞。”……老年妇女们手持笤帚疙瘩和菜刀，嘴里念着：“先剁脑袋后剁腚，剁的‘毛子’死干净。”到十字路口焚纸香诅咒洋人的死亡。每天晚上，大师兄分给每户黑豆七个，念了咒，让各家把黑豆放在锅里倒上水煮，这样就把洋人的魂聚来煮死，可以听到洋人在锅里吱吱的叫。综合以上情况看来，男女老少都已行动起来，热烈地参加了这个反帝运动。一方面显示迷信愚昧，一方面显示了伟大的爱国精神。[130]
因此，许多这类巫术方法在后来的“文革”中被如法炮制（例如红卫兵与义和团一样，拔光受害者的头发、用秽物污涂“牛鬼蛇神”的人身和住宅，以及将地名等改为“反帝路”、“反修路”、“反帝医院”、“反修医院”等等[131]），就都是顺理成章的。
第三，狂热的群众运动方式、以及这种狂热的社会文化氛围和宗教文化氛围，与人们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之间的相互塑造。
我们知道，在原始文化的基础上，整个社会经常把狂热的“群众运动”（例如集体打鬼仪式、对图腾的集体崇拜活动）作为神圣无比、人人必须彻底投身其中的行为方式；以及这种“举国若狂”的运动形式又必然反过来给人们的原始信仰以巨大有力的强化。在义和团运动中，原始文化的内在机制最猛烈、最全面地表现出它的上述运行逻辑。由此而在国民信仰和国民心理中留下的文化积淀，当然会对后来的“文革”产生极为直接的影响。
戚本禹旌扬义和团是一场最热烈浩大的“群众运动”，这当然是对其文化性质非常准确的定义。那么，作为群众运动热潮的义和团运动又有哪些最显著的运行特点呢？我们说，它至少包括以下重要的方面：
几乎全社会的一切成员都被卷入这举国若狂的潮流之中而丝毫不能自主，他们不仅唯有投身其中才能获得生存的可能，而且只有在这趋之若鹜中才能够举手投足，否则就几乎完全丧失了起码的行为能力。在关于义和团的文献之中，我们可以看到无数这类记述：
各处喧嚷烧香灭鬼子，人人附和接应，一口同音，众声鼎沸，魂梦皆惊，前三门外各街巷土匪，借团民烧杀之际，乘间抢夺，毫无畏惧，……各处众口传言某处着了，某人全家被杀了，或喊嚷东交民巷洋楼着了，到处齐嚷“烧香灭鬼子”。一人喊叫，众人接声，时刻不安。……哄传西什库教堂大楼被焚。各处男女老幼，人人鼓舞欢欣，随声附和，……义和团内传出，令住户铺户门前各用红布书写“红天宝剑”四字，贴于门头之上。一时各街巷传遍，大家小户无不遵循。……义和团坛内，传出乩语一张，云由山东总坛传来，其略云：洪均老祖降坛曰：……家家不论男女老少，用红布包头，烧香三遍，……如若不遵，牛郎不能降坛，亦不能救众人之难。……如动烟火，避不住洋人枪炮。如有不遵，必受洋人之害。……西四牌楼南北与西华门内外数万团民，势如蚁聚，远望红巾蒙首，红布兜胸，遍地鲜红，血光照耀，其凶杀气象惨目惊心。[132]
晚间看街兵传信，言东交民巷跑红旗，家家磕头烧香。如此一言，同寅诸人（王毅注：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中的官员们），均往义和坛烧香。[133]
京城居民，日日谣言，东交民巷鬼子府被火焚烧一事，动辄倾城往观，举国若狂。……十四日午后，南横街居民忽闻有人大呼“泼水”，一时无论何人无不争往，取水泼之门外，街市尽湿。事后互相骇怪，亦不自知其故。……朱批略云：“京城上至王府，下至小民，无非义和团者”。[134]
这种在原始信仰基础上，“群众运动”中全民性的无比狂热从人人都是义和团[135]、“遍地鲜红”、家家拜神，到万口传谣、争相蚁附、莫名其妙的一窝蜂等等一切一切行为方式，都是人们重又在后来的“文革”中最熟悉不过的。
这种强悍热烈、具有无比巨大神性的社会氛围对人们行为方式、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塑造，当然是极端强制性的，例如：
（人力车出行）车中必蒙红被，妇女尤必蔽以红布或红巾幂首，否则指为污秽而杀之。男子出行者，襟前各挂红布数寸，以示信（拳）匪。[136]
义和拳起山东，……愚民无知，加额翘足，相望神奇，不数月蔓延遍直隶全境。习此术者设坛焚表，烧香念咒一遍，……如中疯如患魔。……始谓“扶清灭洋”，大张旗鼓，仇视教民；继则结党营私，敲诈钱财，借图报复。……一村不习此术，则斥为黑村；一人不习此术，则诬为教民。[137]
凡焚烧之法，众团民面向东南躬身，口诵咒语四句，立能请神附身，名曰“上法”。……各举点著高香一股，在欲烧之房前跪齐，即旁站看热闹之人亦令下跪，有不遵者即为奉（洋）教之人，人故不敢抗违。……如有救火者，即指为奉教之人同党，立刻擒捉处死。[138]
义和团坛内传出，令街巷铺户住户，每晚门前各点红灯笼一盏，违者按“二毛子”治罪，登时各处遵行。[139]
（义和团揭帖云）关圣帝君降坛曰：“万里香烟扑面来，义和团中得道仙，……传一张（王毅注：指义和团揭帖）免一身之灾，传十张免一家之灾。见者不传，若为幌（谎）言，为神大怒，必要加灾。[140]
全社会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必须严格遵循“群众运动”规定的方式，否则就将立即受到神圣而严厉的惩罚，这种依靠庇护神和“群众运动”的无比神威而对社会行为方式的强制性整合塑造，是我们在后来的“文革”中最熟悉不过的。所以那时极为流行的口号就是：“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不革命就是反革命！”“要革命的站出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以及《造反歌》中所谓“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141]等等更严酷的规范。
在上述具有强大神性的“群众运动”的之中，人们思维方式的极端单向性也就是必然的。即如义和团所宣扬的：“满天星斗与妖孽，生灵到底归何处，只见明灯路一条！”[142]“前有鬼，后有妖，……若问太平日，（义和团）小将才过寿阳桥。”[143]
由于整个世界充满了牛鬼蛇神的威胁，所以尽管无数的人们对“群众运动”抱以深深的怀疑，但是他们是却只能迫使自己相信它的神威：“京中各色义和团，不下数万，有真能为的，不过百余人耳，其余皆混饭吃者，否则既无赖之徒，然又不能不信。”[144]我们知道，东北亚人信奉的萨满教特别尊崇北斗星神，原因即在于他们经常处于可怕的漫漫长夜包围之中，“失去它，人们就无法生活下去。”[145]与之相似，不论义和团运动如何最强烈地表现出它的蒙昧性，但是无数的人们对它还是“不能不信”，其原因也就在于“前有鬼，后有妖”这巨大而充满“巫魅性”的压迫。及至后来“文革”时，千百万红卫兵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黑夜里想你有方向，困难时想你心里明”的颂歌去“横扫牛鬼蛇神”，无数的人们则只能拥护、欢呼、加倍热忱地投身于这狂潮、而决没有任何选择其它道路的可能，其原因仍然在于亿万人再一次完全陷于“牛鬼蛇神”的包围之中。
充满神性而又调动起全民信仰狂热的“群众运动”，其社会效应当然是极为惊人而又无比神奇的。例如义和团运动中的景观：
（山西巡抚）毓贤六百里加紧一奏：请将玉泉山昆明湖水用法（术）升高，灌入西什库教堂，以毙洋人之类。[146]
……谓洋船来者宽广数里，大师兄一指，炮皆反击，船尽沉。日本长街五十里，皆为红灯照所焚；各国义和团并起，（洋人）皆自顾不暇，必不能远涉重洋。[147]
匪党妄称已遣神将出洋，往西洋扫灭各国。[148]
（义和团）于所供关圣、观音位前设一水碗，陈列各种器械，皆庙宇神像手持木造器械，如关圣之青龙刀，悟空之金骨棒，桓侯之鞭，镇江之斧，韦驮之降魔杵，罗汉之戏龙珠、伏虎圈等。……晚间教头于地画一圈，令奉教者立其中，裹红巾，紧闭双目，首念观音洁身咒，次念关神拳咒，……自谓某神下降，所作态度酷肖某神，即素来笨拙无比者，一时灵动异常，是谓降神。……各庙宇神着衣冠及持器具悉为伊等盗去，……谓其得之，以御刀枪，虽外洋火器不足惧也。……有穿神袍、戴神帽、持神械及持罗汉堂泥塑龙虎者，有以竹笼提二家猫者（据称是神龙神虎，能大能小，要吃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要咬洋人及读洋书者）。愚蠢可怜之状，目不忍睹。[149]
义和团、大跃进、红卫兵等等一切神性的笼盖下的“群众运动”，其参加者越是充满了自我牺牲的热忱、越是激发出超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150]，其结果就越加只能是“愚蠢之状，目不忍睹”。这种必然性的逻辑原因即在于：在此类“群众运动”中，人们越是为了“战无不胜”、“横扫牛鬼蛇神”，就越是必须加倍把“红太阳”、群体狂热性等等所蕴涵的原始性神圣基因激活、释放出来；而这样一来，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就越加彻底地背离了文明社会的理性原则。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因为上述“群众运动”是在秉承原始的文化精神和背离理性原则的基础上急遽膨胀起来的，所以这种狂潮对于国民心理的建设性培育，就只能是极为巨大的戕害。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两个最怵目的例子：
当团匪起时，痛恨洋物，犯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枝、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罗稷臣星使之弟熙禄，自河南赴津省视家属，有洋书两箱，不忍割爱，途次被匪系于树下，过者辄斫，匪刀极钝，宛转不死，仰天大号，（团民）顾以为乐，……其痛恨洋物如此。今（王毅注：指八国联军入京以后）乃大异：西人破帽只靴、垢衣穷裤，必表出之。矮檐白板，好署洋文，草楷杂糅拼切舛错，用以自附于洋，昂头掀膺，翘若自喜。嗟吾北民，岂知人世有羞耻事邪！[151]
（天）津有董姓者富户也，曾有一大师兄入宅，持刀吓之。董焚香顶礼，始免。后于城破之日，路遇此大师兄执小白旗，上书“大日本顺民”。董问大师兄此旗何用？大师兄曰：“我但求活一天是一天。”……曩者为拳匪者，今多自称奉（洋）教，恫吓愚弱，诬指曰：“尔是拳匪，将扭送外国衙门。”愚弱者惧而赂之，即免，又顾而之他[152]。
天津陷，残（拳）匪争解巾带，……且多有迎降引导者。向者目洋人为大毛子，至是咸尊以洋大人。排外之风变而媚外，盖自此始。[153]
联军入都之时，顺民旗帜，遍悬门巷，……迨内城、外城各地为十一国分划驻守后，不数月间，凡十一国之公使馆、十一国之警察署、十一国之安民公所，其中金碧辉煌，皆吾民所贡献之万民匾联衣伞，歌功颂德之词，洋洋盈耳，若真出于至诚者。直令人睹之，且愤且愧，不知涕泪之何从也。又顺治门外一带，为德军驻守地，其街巷内新设各店牌号，大都士大夫之命名，有曰“德兴”、有曰“德盛”、有曰“德昌”、有曰“德永”、有曰“德丰”、“德厚”、“长胜”等，甚至不相连属之字，而亦强以“德”字冠其首。种种媚外之名词，指不胜屈。而英、美、日、意诸界，亦莫不皆然。[154]
所以梁启超在揭示中国专制主义政治传统对国民心理的戕害时，特别以此为例说：“不见乎联军入北京，而顺民之旗，户户高悬；德政之伞，署衔（衙）千百，呜呼痛哉！”[155]而这种在经历了政治神话和民族神话急遽膨胀与最终幻灭的二重奏之后，人们普遍对一切昔日无上崇高的圣物之逆反与厌倦，也同样是我们在“文革”之后再一次最强烈地感受到的。
第四，在神圣的名义下，对各种异端的狂热搜觅与残酷屠戮。
在充满原始神性的社会文化体系之中，人们必然极其狂热地把剿灭一切危害神明的牛鬼蛇神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也就是说，原始宗教的“二元模式”不仅表现在神明和魔鬼“两条路线”（借用“文革”流行语）之间的根本对立上，而且也同时表现在：二者对立的程度和世人横扫牛鬼蛇神的狂热程度，必是与神明的伟大程度成正比的[156]。原始宗教的这一基本原则在义和团运动中再一次强烈地表现出来，这就使得６０年后“文革”捕风捉影地“深挖牛鬼蛇神”的狂热“群众运动”，有了一个可资比较的生动参照。
义和团运动继承了上述原始宗教基本原则的典型表现，在于它将伟大神明的神性及其现实载体（即旨在誓死捍卫神明、又亲得神明降世附体的“群众运动”）急遽膨胀的同时，也将牛鬼蛇神及其帮凶的魔影加以无限的放大：
中国猪教极多，心变猪羊，面犹人面，譬如豺狼窟穴于几席之下，蜈蚣卵育于襟袖之中，……限三日勒令改悔：悉将耶稣猪精妖巢妖书妖器焚烧，家家石錾十字架妖像当门践踏（王毅注：这立刻使人联想起“文革”中流行的“打翻在地，再踏上亿万只脚”的诅咒），堂设天地君亲师神位供奉。三日后违令者立刻合门屠之。[157]
崇文门外地沟内，拿着一人，身中搜出洋信三封，当即杀了。京中遍地竟汉奸，与洋人通声气，逐日遣出二毛子无数，……现京中所住义和团，街巷皆有，终日搜拿二毛子，九城有数万人，尚有走（脱）者。[158]
“中国猪教极多”、“二毛子无数”、“有数万（二毛子）”！义和团这种神圣而无比可怕的判断，不是与原始宗教认定的“无所不在的邪魔”、以及后来“文革”认定的“牛鬼蛇神处处都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在我们身边”一脉相通吗？在这样的信仰基础上，上文列举的义和团狂热地四处搜捕二毛子、并仅仅根据一张纸、几枝铅笔等等微不足道的“证据”即毫不犹豫地致人以酷刑和死命，就不仅是必然的，而且尤其是具有极大神圣性的行为。这就象后来的红卫兵越是残酷地“横扫牛鬼蛇神”，就越表现出其崇高的“革命性”一样。
越是具有强烈神性的社会文化，越是要求人们一刻不停地搜觅牛鬼蛇神和各种异端、异教，并以最残酷、最彻底和最狂热的方式横扫这些“害人虫”。原始宗教的这一基本法则在义和团运动中更典型的表现，在于义和团捕风捉影地“深挖细找”所谓大行妖法的白莲教、以及对许许多多受到怀疑的无辜者扣上妖孽罪名、并施之以无情的杀戮。
白莲教是明清时期主要的民间宗教，其分布广泛，支派甚多，后来渐渐成了统治者称呼异端异教的代名词。作为一种起于民间的宗教组织，义和团原本就是白莲教及其分支的衣钵所传[159]。但是，当义和团成为社会的主流运动、特别是得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信奉[160]之后，义和团的宗教神圣性和政治权威性，也就必然要建立在永远充满敌意地对几乎一切其他社会成员的监视和惩罚之上；建立在视一切“本是同根生”的其他民间宗教为万恶的牛鬼蛇神、并对之施以残酷的围剿和屠戮之上。而这种必然性的原因，仍然是原始文化中“无所不在的邪魔”的原则、以及原始宗教神魔对立的“二元模式”。其具体事例在义和团运动中不胜枚举：
或在路遇，或自家中，将良民指为“二毛子”揪扭至坛上（王毅注：这立刻让人联想起“文革”时也是可以随意“揪斗”几乎任何人），强令烧香焚表，如纸灰飞扬或可幸免。倘连焚三次，纸灰不起，即诬为教民，不容哀诉。登时枪刀并下，众刃交加，杀毙后弃尸于野，因是负屈误死者不可胜计。……况纸灰起与不起，毫无定凭，以人命作儿戏，其残忍可知。[161]
（义和团）为拿白莲教之说以自固。……六月十八日，（菜）市口决男妇六十余，剐一人；廿五日，又决三十余人；均不由刑部讯供。其以叛逆诛者，并无军械及谋反实据，其指为西宫者，乃一垂髫幼女；或询之，则并不知白莲教为何物。……（义和）团言白莲教有万余人在京，将尽数搜捕。……团之言曰：二毛与洋人交通，又曰白莲教遍于都城。……（菜）市口杀白莲教，人多，刽役不能办，（义和）团则帮同宰杀，有如鸡犬。[162]
以良民而蒙白莲教之名，捉之者乃为白莲教同源之拳匪。……拳众攻使馆不下，无所泄愤，乃纵戮乡民。呼噪出永定门，遇赴集者悉絷之，连车载交刑部，凡百二十余人。指优伶衣冠、儿童玩具谓为白莲教之证。有妇人抱子宁家，亦陷其中。数尚阙，则絷车夫实之。未讯供，尽戮于市。[163]
拳匪攻交民巷、西什库久，卒不能下，且伤毙甚夥，遂不敢前。耻无所事，又恶人之指为白莲教也，乃日掠城外村民男女老幼百余人，送步军署，逼请枭首，曰此为白莲教，而媒孽其证据，有纸人纸马（王毅注：即所谓大行妖法之物）鞘刀之属。纸人纸马者，村市所鬻小儿玩具，鞘刀则工艺所需，妇孺皆知其诬捏也。……妇人方乳之，夺之其怀，即日决六十一人，宛转呼号，累累属于道，惨不忍睹，且皆愕然不知其何以至此也。又数日，复决三十余人，事如前。[164]
不难看出，义和团如此捕风捉影地搜觅和极其残酷地屠戮一切可能的异端、异教者，乃是维系其教派以及文化体系神圣性所必须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义和团不仅把搜觅和剿灭所谓“遍于都城”的白莲教等异端异教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而且其自身内部亦进行着极其残酷的派系斗争：
义和团派别分歧，大师兄互相猜忌，发生多次内讧。乾字大师兄张承芝带领团民数十人，于七月十八日去山东边境拿二毛子，归途经郝家洼，被潘荣祚带领坎字团包围，发生战斗。雒恩俊用箭射中张承芝，并将首级砍下来，挂在保林寺。[165]
尽管义和团的最初组织者希望并明文规定“各团师兄，不论何字，均系一家，尤当和睦”[166]，但是，既然义和团运动完全是建立在充满原始神性的文化基础上，那么为了维系这种神性的极端纯洁、特别是为了维系自己对这种神性的独占（即如本文第三节介绍的，每一原始氏族都必然强调：只有自己才是崇高神意的唯一体现者），义和团内部的派系分裂和相互屠杀也就是绝对不可避免的；这就象后来的不论“文革”领导者主观上是否希望“团结大多数”、“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及如何焦灼地一遍又一遍强调：“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167]，但是在社会文化体系中实际运行的，却只能是为了“誓死捍卫”而越来越疯狂的武斗、派仗和“全面内战”。
总之，由于义和团运动和“文革”在国民群体的信仰方式和行为方式等重大的方面继承了共同的蒙昧文化基因，所以义和团式的外在群众运动形式和相应的内在运行逻辑也就必然在“文革”中再次猛烈爆发出来。所以，当中国在义和团运动整整１００年之后再次面临新世纪的开始、尤其是面临世界民主化和经济一体化潮流的时候，以往这两大悲剧之间的传承关系实在到了应该认真清理和认识的时候了。
* 笔者于1996年完成《“文化大革命”与原始文化——“文革”的荒诞性、野蛮性和疯狂内在魔力是从哪里来的》一书，现待出版。本文是根据其中第十章内容改写而成。
（编者附言：本文字数超过公号规定，注释部分另起一文，今日同期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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